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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斗地主:土地革命【威尼斯wns.9778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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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斗地主:土地革命

邓子恢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问题专家。他领导了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华中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参与了中央一些重要土地政策的制定,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威信。下面,仅从他起草或主持制定的一些土地政策以及他的一些论述来看一看他的农民土地思想。

原文编者按:2014年5月3日东方历史公众日现场,举办了以“斗地主:土地革命七十年”为主题的思想论坛,发言嘉宾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李里峰教授,点评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高王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杨奎松教授。以下为发言嘉宾的演讲实录,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关于土地革命的误解与真实

1946年8月,邓子恢在《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一幅中国的缩影——鹅钱乡看来,就使我们深深理解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是要求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基本政策,只有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只有达到耕者有其田,使农民个个有田耕,有衣穿,有饭吃,不致人弃于地,才能使中国土地生产大大增长,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工业市场大大扩张。只有如此才能扫清中国封建残余势力,才能铲除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下层基础,也才能割断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的内奸助手。因此,土地改革是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两个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是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关键。谁不赞成土地改革,或者对土地改革运动消极怠工,甚至阻碍破坏,他就是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利益,就是阻碍中国走向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大道,就是革命的罪人。”

发言人:黄道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在列举了鹅钱乡土地改革的成就之后,邓子恢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只要抓住土地改革这一个中心环节,只要真正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真正使无地、少地的雇贫农得到好处,那末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切工作都可以做好。许多地方,看工作任务一大堆,便吓倒了;有些地方,因为战争动员要紧,便把土地改革工作停顿下来,以为把战争动员做好以后,再来解决土地问题。这种机械的阶段论,是极端错误的,是不懂得群众心理的。鹅钱乡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一切工作、一切任务,都可以不费大力的顺利完成。而那些把土地问题抛开,机械的去划分阶段,进行工作者,反而取得相反的结果。”

发动土地改革的传统逻辑

在这里,邓子恢把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把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充分地阐述出来了。

今天讲的话题是“土地革命”,一讲到土地革命,我会想到个人经验。讲个人经验是很麻烦的事,做历史有个体经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但个体经验要和资料结合在一起理解。所以我讲个体经验只是我曾经的一个经验投射到研究中,而这个投射和我后来读的资料结合在一起,是在这个角度上讲的。

二 关于土地改革的阶级路线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那个村庄没有一户地主也没有一户富农,一百多人。大队也是这个状况,不过有两户富农,700多人。所以我小时候很困惑地主是什么样的,生活多年没有见过,我们公社只有两户地主,非常稀少、凤毛麟角,很少见到。“地主”这个概念只是我看书、看电影时存在的,现实中不知道地主是什么样的,也没见过斗地主这样的场景。我生活在中央苏区江西赣州,而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的中心,所以这是一个吊诡的话题——中央苏区这么大的村庄、这么大的公社只有两个地主,整个县城没有地主。土地革命,按照经典逻辑的理解是:由于过度集中的土地状况,造成农民和地主的矛盾,造成土地分化,如此才会给土地革命爆发提供基础。这是我们传统的理解。传统逻辑和我的个体经验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带着这个差距我去做研究。工作中我经常询问我的同事和朋友,请他们告诉我当地的状况,大部分人的个体经验和我的经验相似。这样的经验使我对传统的逻辑、说法多多少少有些怀疑。

在1928年至1929年领导闽西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邓子恢就指明了土地改革的对象,强调对地主阶级要加以区别,对富农不要过分打击,对中农利益和商业要加以保护。1929年7月,他起草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就明确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契不烧毁,惟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又说:“对城乡小商人绝对不要没收商店、焚烧帐簿和废除帐目(前边还规定对大小商店均不没收——引者);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富农在革命初期时间——向豪绅斗争最激烈时期,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对自耕的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于富农,甚至规定“凡亲自劳动者可以参加政权” 。这些规定,除最后关于富农可以参加政权这一条不大妥当外,其余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闽西的土地革命也进行得比较稳妥。

后来去中央苏区直接研究这个问题时,这个疑问成为我开展研究的一个最早的切入点。在2004、2005年间就利用一些资料,时间段集中在1949到1950年,当时中共为了进行土改,在各个省做过一些大规模调查,自己做的调查。这些调查材料,按参加过这种调查者后来的讲述,仍然是就高不就低。即使根据中共自己所做的就高不就低的调查材料,也没有办法证实传统的土地剧烈分化造成土地革命的基础逻辑,所谓5%的地主富农占据了80%的土地,其实是没有办法证实的,这些材料被证实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五十,对此高王凌教授有研究。国外学者七、八十年代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1932年7月,邓子恢到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从7月30日兼任代理土地部长,从1933年2月起兼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不久又担任了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委员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在主要抓财政工作的同时,挑起了领导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重担。1932年12月28日,他以代理土地部长的名义发出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号召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强调严格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严格禁止混淆阶级阵线和侵犯中农利益。训令指出:“第一就要分清阶级,把隐藏着的豪绅地主通通清查出来,……但同时要注意不要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做地主,特别是游击队向白区游击时要坚决纠正过去不分阶级的不好现象。这是破坏阶级战线,把群众送给敌人去利用,结果只有造成钢墙铁壁的赤白对立,这简直是自杀政策。” 在王明“左”倾土地政策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这样明确地强调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是很不容易的。因而从1933年6月开始,他的正确主张就被当作“机会主义”加以批判。

随着这些年这么多研究者的不断积累,我们再去探讨这个话题时,我想我们不太需要再去怀疑“5%的地主富农占据80%的土地”的表述问题,这一点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怀疑或者解释。当然现在有些研究者抱着学术创意的角度,重新找案例说明占地状况在某些地方很严重。但我认为这不动摇通过这么多材料和经验所得到的结论。

到解放战争时期,邓子恢对土地改革中的阶级路线阐述得更加全面了,特别是突出地强调了依靠贫雇农的问题。在1946年8月写的《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他说“无论哪一步骤,都可以看出贫雇农是土地改革的主力军,中农是参加附和守中立,而富农则是投机取巧,企图侵吞斗争果实”,“从此我们可以理解到党在农村斗争中,是依靠农民,而不是依靠地主,是依靠贫雇农,而不是依靠富农,也不能依靠中农,这不仅由于贫雇农占农村人口绝对大多数,而且由于贫雇农最穷苦,最受罪,最需要土地,最不怕损失。因此在斗争中,也是最坚决、最积极、最彻底的主力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土地改革中,如果我们不依靠贫雇农,而去依靠富农,那包你土地改革不起来,包你革命要失败。……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中农,而不去依靠贫雇农,如果我们的农村支部与领导骨干是建立在中农的基础之上,那么就包管你这个支部是妥协的,不敢斗争,不敢进行土地改革,或来一套假分田。到了时局变动时,中农就会动摇害怕。所谓变天思想,就是中农动摇的典型表现” 。正是根据这种分析,他赞扬了鹅钱乡依靠贫雇农,通过贫雇农去团结中农,对富农进行又斗争又联合,对地主采取分化改造的做法。

土地作为革命话语

根据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要发动群众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从地主阶级手中获得土地,但对地主、富农等要有所照顾。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有的地方片面强调照顾地主、富农,不敢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对于这种偏向,邓子恢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党强调照顾地主富农,要给他多留土地,要保证地主过富农生活等等,这种片面照顾的观点,是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的。要不要适当照顾地主富农呢?需要的。但必须首先照顾了雇贫农与中农,保证雇贫农得到应得到的土地,保证雇贫农有饭吃,有衣穿,同时保证中农利益不被侵犯。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去适当照顾地主富农,才是正确的。因为地主、富农与雇贫农的利益是相反的,为强调照顾地主富农,多留地,留好地给他,其结果则是雇贫农分不到地或分地不多,而积极不起来(鹅钱乡余庄村、黄庄村开始规定每人留3亩,雇贫农因分地不多而情绪不高,就是一例)。这样的土地改革,只能是形式主义的、有名无实的。土地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使广大雇贫农得到土地,中农土地不动,因此必须把地主土地拿出来,富农多余土地也拿出来,这样才能达到目的。” 他的这种批评和主张,是十分正确的。

如果我们基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土地的状况起码在中央苏区、在我所接触的地方,5%—8%地主富农占地20%—30%,大部分占有的土地是更多的中农或者贫农,土地还算是比较分散的状况。如果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结论,或者这个结论现在看起来基本成立的话,我们如何理解中共一直所表述的“土地革命”话语?所以首先多多少少要解构一下“土地革命”。若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话,1927—1937年的革命,最早的表述应该是“苏维埃革命”,现在看到的当年文本,所有的文本都是“苏维埃革命”的表述。之所以会出现“土地革命”的话语,更多是为政治和思想斗争服务,党对苏维埃革命的定义做了调整,后来在我们党史表述中变成“土地革命”。所以名词来源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产物,这里面把苏维埃革命改成土地革命,多多少少带有重新解释党史(1927—1937)的目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土地革命”的表述未必一定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状况。当然这只是从名词本身去解构。做历史的人知道,最重要的不是看理论、名词而是看事实,事实是:土地状况不足以支撑今天的解释。

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召开。邓子恢由于不能出席会议,于7月3日写给刘少奇一封信,并请他转中央,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说:“关于土地政策:我认为此次会议,应明确规定首先照顾雇贫农,使他们得到足够(这不是指足够维持生活的土地,而是指在当地条件下得到足额的土地)的土地,并解决其牲口、农具、房屋、家具、口粮等问题;同时应照顾中农及劳动起家的新富农之土地财产,不被侵犯。这是我们土改政策的基本方面。照顾了这个基本方面以后,再适当地去照顾地主、富农及一切应该照顾的人。”“土改有无成绩,土改是否彻底,其主要标准,应以雇贫农是否得到足够土地为断。干部掌握政策是否正确,应看他是否首先照顾雇贫农,还是首先照顾地主富农为断。”

若要寻找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撑“土地革命”的解说?说到这个话题,要从中共话语系统里理解。大家知道,中共是一个保持着共产主义理念的政党,当然很多人会说共产党是农民党,斯大林有自己的解读。但我的感觉是,中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特点非常强烈。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基础,表现为追求平等、反对剥削。在马克思主义里,这种反剥削主要是针对资本,资本的运作主要是工业资本。但中国因为工业的高度发达,基本是一个农民社会,中共需要寻找一个可以替代资本、又可以表述为剥削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在中国所对应的其实就是土地。所以我们去看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会觉得很有意思:1926年底和1927年初写过两篇文章,一个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阶级的分析和农民的分层,在毛的思想里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随着苏维埃城市革命在中国被迫转入农村,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方向基本成为中共的主要方向。所以在农村寻找革命话语、剥削体系、平等的理念和实践,我想土地是替代资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仍然只停留在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和中共本身的实践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接着,邓子恢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等方面,论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他说:“土改基本目的是在经济上发展农村生产力,在政治团结90%以上的农民,壮大民主力量,去击破反革命的进攻。而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不是靠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经营,也不是靠苏联式的集体农场经营,也不是靠中国式的富农经济;在目前阶段中,发展中国农村生产力的最普遍、最进步、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中农式的小农经济。”怎么发展这种小农经济呢?他说:“就是要采取坚决的方针,首先满足雇贫农的土地要求,使他们得到足够的土地,并尽可能使他们得到够用的牲口、农具、房屋、家具及口粮等,使他们的劳动力能使用到自己的土地上面,大大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加工加肥,深耕细作,以达到改良土地增加生产的目的。这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发展农村生产的主力军。这个强大的主力军得地越多越好,则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快,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与政治觉悟也就越高,民主力量也就越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也就越有保证。”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即使我们说土地不像曾经表述的那样集中,所谓7%、8%的地主富农占据了20%、30的土地。其中有很重要的部分必须要记住,即在广大的江南地区(后来我发现华北地区也一样),有一个很重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公田。公田一般是族田,还有庙田、社田,毛曾对这个专门做过研究,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公田在赣南地区占20%左右,江南地区(江苏、浙江)有30%、40%,福建地区占30%左右。20%、30%的公田加上地主富农占地20、30%,总共拿出将近一半的土地平分时,对于农民的意义没法衡量。土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这是命根子。如果有50%的土地拿出来做这样的平分,最早的平分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给农村,还有复杂的收归国有,但最终落实到农民手上。有50%的土地平分对于农民的利益确确实实有很大影响。

威尼斯wns.9778官网,在强调依靠贫雇农的同时,邓子恢还强调要保护中农的利益,包括那些原是中农靠劳动起家的新富农的利益。他在这封信中说:“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中农土地财产及在新民主政权下劳动起家的新富农的土地财产不被侵犯。只要这些人的土地财产不被侵犯,他们的生产力就不会削弱,生产情绪就不会降低,这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仅次于雇贫农的劳动大军。因此雇贫农要土地,只能引导他向地主、富农要,决不能引导他向中农及新富农要,这是土地改革中与满足雇贫农要求同样重要的基本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要降低中农的生产情绪,妨害农村生产力发展,同时在政治上会使中农动摇,使雇贫农中立,而使封建势力增强,这对革命是极端不利的。中央对这个政策的慎重态度与坚决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为了不侵犯中农利益,他在肯定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的原则还是适用的同时,又提出“采用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亦无坏处” 。土改的实践已经证明,“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是防止侵犯中农利益、顺利进行土改的一个重要原则。 对于地主、富农,邓子恢也主张区别对待。他在这封信中说:“至于对地主、富农的适当照顾,把中小地主与大地主区别开来,把恶霸与肉头地主区别开来,把一般地主与抗日地主区别开来,把地主与富农区别开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他说“照顾他们可以从多方面注意,如对中小及抗日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及某些动产,不要采取过去打土豪方式;房屋家具等也留一些给他们” 。

有了这三个因素,既符合中共的理念,又有政策需要,且和60%以上的农民利益相一致的状况之下,中共自己有理由相信这个政策会得到农民的支持,所以土地革命的描述以及后来的土地改革持续进行,和这些分不开。

对于富农的土地,邓子恢认为“对新富农土地财产应坚决不动。但对旧富农土地,则不仅拿出其出租部分,且应拿出其自耕部分,原则上旧富农也与雇贫农平分土地,而且好坏搭平”,“如果富农自耕地不动,结果是使雇贫农少分地、分坏地” 。把富农的自耕土地也拿出来与贫雇农一起平分,固然可使贫雇农多分些地特别是好地,但实际上也就把富农阶级消灭了,因而是不甚妥当的。

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

对于地主的工商业,邓子恢认为“他们在农村中在小集镇的商行、店铺、作坊等可以由农民清算,禁止清算也不可能。但一般地主在城市、特别大城市里的工商业,则以保持为宜,这对解放区工商业发展有帮助,对全国工商界争取也有影响。但对豪绅恶霸及为农民所痛恨的地主之工商业,则应让农民去清算;至于以工商业为主要收入兼收部分地租的工商业者的财产,则仍应保护。” 这种态度,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

在很多政策上,尤其在土地政策上,我们发现十年内战时期和三年内战时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如果要找时间点去比,三年内战时期和十年内战初期作比较会有很大变化,但十年内战的土地政策是不断调整的,当调整到33、34年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后,这时期的土地政策和三年内战时期差不多,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政策,我都觉得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有那样巨大的差距。所以后来我觉得左的政策可能并不是影响中共在这两个时期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三年内战会成功,十年内战会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八年抗战。如果这两个时期没有太大差别,那八年抗战时期差别相对比较多,当然这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8年会经历很多变化,41年和42年、38年和40年、43年和45年都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年抗战时期实现了减租减息,我一直认为这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有相似度。这个阶段总体来说是土地改良时期,既不是十年时期的土地革命,也不是三年时期的土地改革,而是改良时期。

1947年7月9日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在《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确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这个方针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但中央已经确定,各根据地不能不加以贯彻,因此10月27日,邓子恢在与张云逸、舒同联名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央彻底平分土地方针的指示》中,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并说按这个方针虽然富裕中农土地一般要拿出,中农土地一般不进不出或拿出一小部分,“而对整个中农阶层来说是有利的”。但这个指示同时强调:“没有中农之团结,要贯彻土改是不可能的。我党在农村中战略方针,仍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改造二流子,这个方针应坚决不变,但对老解放区及土地分散的地区中中农土地,按平分多得不多者,不要机械拿出。” 这个精神,显然是正确的。对于地主,这个指示也强调要加以区别,对大地主反动派可以扣留人、扫地出门,“对中小地主及开明地主,则只求没收其多余部分” 。这种加以区别的方针,显然也是正确的。

八年抗战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应该是最有成绩的,对于农村的休养生息,对于农村阶级关系的调整,对于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拉近。当然这个拉近有很多原因,不是土地政策一个点。相对来说,这个时期应该是中共做得最成功的时期。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八年抗战局限于陕北这一小块地区,甚至陕甘宁都有待不下去的危险,1945年就有几千万人口的状况,我想这种发展大家看得见。但这个结果也不能说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土地政策所造成的,可起码,8年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没有给中共拖后腿。十年内战时期,土地革命政策没有给中共加分,这没有问题。

全国解放以后,邓子恢直接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制定《土地法》、讨论对富农的政策时,他认为保存富农经济是对的,但不动富农出租的土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因此应该将富农出租的土地拿出来分配。他说如果在土改时不动,过一二年再动,会使中农产生“割韭菜”的思想,对生产不利。

接下来就面临着成功学里的问题:中共的成功。中共的成功是在三年内战时期实现的。考虑中共的成功,八年抗战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必须得接受三年内战完成了这个使命。既然成功了,现在所有的解读都会指向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土地,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中共是通过土地革命获得了民众,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基本的思维框架、思维逻辑,也是世界各国所免不了的一个最重要的解读,任何其他解读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我想说,即使是苍白无力的说法还是要说。我们知道1946年,在与国民党谈判基本要失败的状况之下(对此杨奎松老师专门写过文章探讨其来龙去脉),中共果断地不顾抗战时期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去发动土改。5月开始有这个指示,年底左右在各地大规模推行。中共在战场上奠定大局是1949年初,1946年底到1949年初两年时间就已经完成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政策尤其涉及到经济问题、土地问题这样一个大东西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酵很困难,何况中共还面临着不断地夺取地区的任务,夺取地区以后,刚开始还要有一个缓和政策,而不是直接搞土改。所以这个发酵在很多地区会只剩下几个月时间或者一两年时间。这样的时间到底有多大作用?蒋介石也知道他需要在土地问题上做一些变化,这是历代统治者要做的问题,为什么蒋没有去做?是因为他对后果有顾虑。当时中共土地会议时,董必武有一个发言,具体分析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利和弊,讲得很详尽。利的方面,在当时中央土地会议里不需要讲太多,这已经是中共确定的政策,讲了五、六条大框架,讲弊有十几条,包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农村稳定,包括对于甘肃农区,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后来中共夺取政权、全国稳定下来后,实行土改尚且还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去解决问题,何况在战争时期,难度更大。所以要再去回想一下中共土地革命在这三个阶段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1950年6月8日,邓子恢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说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个人在这一点上还没有想的大通,这次根据中央这个指示,我完全理解这个精神,拥护这个方针”,“但对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我以为似乎还要有条件的动一动,全部不动,在土改进行当中还有困难”,因为不动富农出租的土地,贫雇农的土地差不多要减少10%到20%,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经过讨论,大部分同志同意他的意见。他的这种意见基本被采纳,写进了正在制定的《土地法》之中。当时新区土改中对待富农的政策,基本就是按他的意见制定的。

我说的这些,只是在说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效果,成败的问题也许不在这里,那成败的问题会在哪里?中国社会很不健全,在传统社会里民众基本没有发声的能力,但中共在这点上给了民众以不一样的权力和地位,这是中共很成功的地方。但不仅是建立在民众不能发声的社会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体系里,民众能够对这个政局、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多多少少我会需要打一个问号。当然我们在传统社会里,也在讲吊民伐罪,但他们真的是吊民吗?我们对吊民伐罪多多少少有质疑。

三 关于土地改革的策略与方法

赣南地区土地极端分散,中国土地是在分散状况之下,赣南的土地更加分散,社会也是自给自足,跟外在社会不接触的社会。在这个体系下,中共更多是武力介入,而赣南是自卫体系,和华北地区完全不一样。在这种体系下,中共介入后,民众基本跟着中共或者说别无选择而跟着中共。如果有选择也有可能会选中共,但当时是别无选择。如此状况下,成败基本靠力量,随着国民党不断稳固,像滚雪球的推进过程,中共基本没有其它机会,这是十年内战时期的一个结果。最早我研究时,认为左的路线会造成民心失去是中共失败的关键因素,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因素真的没那么重要。

在领导土地改革的过程中,邓子恢一直注重从实际出发,注重走群众路线,注重试点工作。1928年他在领导闽西土地革命时,就广泛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将政策张榜公布,主要内容是:1.没收地主富农和一切公共土地,中农的自耕地一般不动;2.把没收得来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贫雇农,地主、富农也同样可以分得一份土地;3.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各乡土地仍由各乡农民分配,不要打乱原有的土地界限;4.按各户原耕土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5.山林归各乡村公有;6.水利灌溉按照旧例,水随田走,不合理者个别调整。

我刚才举的是两个内战时期的例子,是对我所认为的武力是一个关键因素的表达,包括后来的三年内战时期,这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可中共难道仅仅依靠武力就可以成功吗?如果土地问题不是那么重要。但刚才我讲了,土地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土地问题没那么重要的话,中共的胜利到底是什么原因?原因很复杂,可以讲几千条、几万条,前些年有一个记者采访我,我把现在讲述的话题说了一下,晚上有读者说:“你把那些既有的结论给做了一个推翻清零,又提不出新的见解,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谈原因就像讲上帝一样,上帝到底存不存在,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我想很难说,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也许上帝是存在的,有些人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但能够见到上帝的人,我想恐怕只有上帝选择的人。我对于原因这个话题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谈论任何话题时都会找原因,做历史的人总会希望去找原因,但终极原因到底在哪里可能是一个永远得不到东西,但我会强调几点:第一点是武力;第二点是组织,中共的组织和运作能力确实是国民党也就是中共的对手所远远做不到的;第三是信仰,信仰体系在当年所发挥的作用很大,也许当时一百个共产党员只有10个人信仰共产主义,但共产党有这10个人,和国民党一个都找不到大不一样,中共动员能力那么强大和这批人的贯彻也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润滑剂作用有关,我会把这三个因素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谢谢!

这些政策和办法,比中央及有的根据地实行的没收一切土地甚至打乱平分的办法要好得多,因而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在试点的基础上,不到半个月,溪南区便顺利地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使近两万名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

1929年3月,邓子恢担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5月,红四军来到闽西后,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特委起草土地革命斗争的纲领。其中关于土地分配的政策和方法,主要是根据溪南区的经验。在这个纲领指导下,龙岩、永定、上杭三县的大部分地区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不到两个月便将地主的土地分配完毕。

发言人: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

这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蛟洋召开,邓子恢向大会作了报告,起草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并领导制定《土地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政治决议案》规定,在分配方法上,“为求敏捷起见,田地以乡为单位,按男女老幼依原耕形势,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田地总合起来抽多补少平均分配” 。1930年2月,邓子恢主持召开的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又明确规定:“分田方法以抽多补少为原则,抽出之田以肥瘠均匀为度,好田多者抽好田,坏田多者抽坏田。” 这两条原则,后来邓子恢把它概括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成为中央等根据地以及后来土地改革的重要原则。

我讲的内容跟黄老师的研究有些差别,黄老师的研究比较全面,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对共产党的不同阶段,从20年代苏区抗战到三年内战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从宏观角度比较高屋建瓴地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大的脉络中讨论改革。我自己的研究相对比较窄一些,这些年关注的主要问题,土改是其中一个,另外是关注土改往后延伸。所以今天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基本上聚焦于土改运动本身,看看土改运动中,中共特别是基层组织是怎样来发动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黄老师比较宏观,我会讲得比较微观一点。另外黄老师涉及到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讨论土改,我比较多地从政治运作角度分析。再是黄老师站在40年代后期也就是三年内战时期的土改往前推,讲了抗战、讲了苏区,我会往后推,围绕土改讲到之后的50年代合作化运动甚至往后,讲往后推的情况。

1946年4月20日,邓子恢在《从石塘区斗争来检讨我们的斗争策略》一文中,专门讲了土地改革的策略问题。他说:在斗争对象上,“必须善于运用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善于分化敌人,麻痹敌人,孤立最坏者,中立可以中立的人,要善于各个击破,不要使敌人团结起来;增加斗争中不必要的麻烦与困难”;在斗争步骤上,必须“善于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善于运用先礼后兵的策略”。他说斗争要经过三个阶段,即“斗理、斗力、斗法”,“要斗争胜利,必须经过斗理的阶段,把自己的道理说明,把对方的道理驳倒,使他理屈词穷,即我则理直气壮,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要斗争胜利一定不能跳过这个阶段。只有经过斗理阶段,然后才能转入斗力阶段,采取压力来对付对方之顽抗”,“斗争时也应看他的态度如何,来决定分寸,不是乱斗一场”。总之,“领导群众斗争是一种艺术,望各级党委善于正确掌握斗争策略,善于选择斗争对象,善于提出口号,随时加以研究,随时纠正偏向,以争取斗争之完全胜利与群众之充分发动”。

看到活动的海报后想着这个主题肯定能吸引很多人,为什么?这个题目分两段:后半段是“土地革命70”年,如果方主编把主题名称叫做“土地革命70年”,可能来不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是为了前面这吸引眼球、刺激性的三个字“斗地主”,因为这个有更多人来参加,而且有更多人报不上名,希望找个机会到这里来。

同年8月,邓子恢还在《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指出:“发现与争取当地积极分子,成为运动的核心,是开展运动的中心一环,而在运动中继续发现积极分子,团结积极分子,大胆提拔积极分子形成新的组织核心,并以此来改造旧组织,或加强旧组织,又成为巩固运动胜利的基本条件”;同时,还要注意“突破一点”,以“推动全局” 。

我想斗地主和土地革命有必然联系吗?土地改变各个国家都有,国民党到台湾后也搞了土地改革。日本、菲律宾等很多国家都做过土地改革,但这些地方的土改有斗地主吗?恐怕没有,如果有怕也只是很小的一方面。为什么一讲到中国的土地改革、讲到40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会马上想到斗地主?而且斗地主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现在大家玩的扑克牌叫“斗地主”,能够进入到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就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这样?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共的土地改革更多是政治上的考量。首先我说明我绝对不像某些学者那样说土改没有必要,从经济上讲没有必要,现在很多人指出土改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土地占有状况、贫富分化程度、阶级分化的程度,远远没有所谓的“8%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经验研究显示,这是过高地估计了革命以前的阶级分化状况。但我们从这些数据中能否推导出从经济角度来讲土改没有必要?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强调经济上怎么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个意义是存在的,但我想强调的是土改中政治方面的因素。

1947年7月3日,他在致刘少奇并转中央的信中,则重点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指出“这是贯彻土改的基本关键”。他说“许多地方土改不彻底,主要是由于违反群众路线,不把大权交给农民,而采取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干部路线”等原因。而群众路线同阶级路线是分不开的,因此还“必须解决党的建设问题” 。

土改过程中的基层组织建设

1948年8月,邓子恢写的《农民运动的三个过程》,则分析了农民运动及土地改革的一般规律,指出农民运动一般分为三个时期。初期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所有地主阶级,而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即直接掌握统治权的国民党县、区、乡长及乡村中的豪强恶霸,斗争口号:在蒋管区主要是反三征(即反对征兵、征实、征借),反掠夺;在日本投降后的收复区就是反奸清算;现在在新解放区则是防匪自卫、合理负担、清算恶霸为主。运动中期是农民与整个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打击对象不是某些地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但不是消灭地主,而是在经济上削弱封建剥削,在政治上打落其统治地位,即打落其政治优势,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赎当地,借粮,以至发展到算旧帐运动。运动终期则是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并消灭半封建地主性之旧式富农,这是地主与农民你死我活的阶级决斗,是农村中最残酷也是最彻底的阶级斗争。因此,这个斗争必须依靠雇贫农,并紧紧团结中农,争取新式富农,同时还要善于分化地主阶级,把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区别开来,把反动地主与开明地主区别开来,而加以不同的待遇与适当的照顾,绝不能黑白不分,打倒一切。在斗争步骤上,仍可分为两时期;土改初期以分配土地及没收大地主、恶霸地主之浮财为主,不要普遍去搞浮财,俟土地分配完毕再去进一步搞浮财,但就在这时,除了少数为群众所痛恨之坏分子外,对一般地主,也不应一律采取“扫地出门”办法,不要过分强调追底财,而以调整浮财及罚款办法为宜,对一般地主仍应照顾他能够继续生活,以便于转入生产,在劳动中改造他们。

我个人觉得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来讲,土地改革是关键性环节。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早期,整个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国家建设包括对外把半殖民地、受到列强欺凌和欺压的状态变成独立的状态,对内要实现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过程、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要从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各方面建立起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一套架构。黄仁宇先生当年谈他“中国大历史”的观念,提到中国有上层、中层、下层的建设,怎么样把上中下各层面建设好并且很好地整合起来,晚清、民国到共产党都在做这个事,但共产党做得比较成功。我觉得从上下勾连的角度来看,土改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邓子恢认为:“这三个过程的时间长短,虽随各地主客观条件而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应经过三个过程,使斗争一步步由浅到深,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温和到剧烈,而不宜操之过急。抛去这些过程,而想一步登天,一次就完成土改,这种人为的主观主义的做法,形式上好像很快,实际上欲速反慢,反而要走许多弯路”,“这个道理很明显,就是要有步骤的去打击敌人,有步骤的去发动群众,同时也要有步骤的去培养干部”。

今天会讲土地改革运动,会围绕“运动”两个字展开。为什么把“土改”叫“运动”?“运动”和常规政治有什么区别?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群众路线,从2013年开始,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讲学习实践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在1949年以前就提出,经过这么多年来内涵有一些变化,但提法一直没有变:一个是群众,一个是运动,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勾连起来,把它和中共基层政治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土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邓子恢这种循序渐进、有准备地开展运动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土地改革中的一些“左”倾错误,就是由于违背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犯急性病而导致的。如果按照邓子恢的这种主张去做,土地改革就会搞得比较稳妥。

群众运动,顾名思义,首要是群众性,参加的人特别多。国民党、北洋政府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更多是精英行为,民众也会参与其间,但参与的程度、参与广度恐怕跟中共群众运动差别非常大。我们以土改为例,不管是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老区、半老区)土改还是19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新解放地区的土改,可以说中国所有村庄以及村庄里每一个人都会以各种形式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所以讲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时,很多人会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非常深入。可这样一个政治参与和今天的、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中所讲的政治参与不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共的群众运动中基层群众参与政治的方式是被动员起来,不是自觉的、自动的、自主的、独立的参与到政治行为里,而是被动员起来的。所以西方学者讲到毛时代的政治参与时,用“动员式”这个词。当然有很多中国学者有很多很有趣的表达,特别形象,比如“不是在参与政治,而是被卷入到政治中”。有一个学者更有趣,用了流行的网络词汇“毛时代的中国农民参与政治,不是参与,而是被参与。”在群众运动中,从中共基层运作角度来看,有几个特征值得关注,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式或者被动式的,程度非常广的参与之外,还有几个因素:

(本文为青岛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一书的第三章第七节)

第一是土地改革过程中,一边在土改,一边在进行基层组织的建设。所以土改时会成立农会、妇女协会、贫农团,如果原来有党支部的地方党支部规模会扩大;如果没有党支部的地方,过程中会慢慢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成立村政权,还会对农民进行训练,成立民兵队。顺序不固定,有的在土改之前有的组织,有的是在土改期间建立组织,还有是土改大致完成以后,才慢慢建立起来。土改前后,中共都建立起了非常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这个网络至少包括四种类型组织:一种是群众性组织,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一个村里的一员,不是地主富农,不是我们所说的阶级敌人的行列,都可以加入,如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协会组织。第二种是阶级性组织,不是所有农民都能参加,而是成分比较好的,如贫农和雇农可以参加,中农参加不了。贫农团在土改时成立非常普遍,特别是三年内战时期土改中,相当大比例的村庄都成立了贫农团,贫农团建立起来以后权力和地位非常高,某种程度上可以凌驾于党支部之上、村政权这一套机构之上。第三种是具有科层色彩、从上到下一整套组织,即党的组织和政治组织。中共从革命年代开始到今天都是党政双管齐下,同时存在,所以在土改时可以看到,基层既有党支部也有村政权。村政权建国以后改了名称,特别是1958年以后变成人民公社下面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我们知道都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第四种是武装组织,如民兵队。以上四种类型组织遍布在所有村庄,这样一来,所有农民,每一个乡村社会的成员,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一个或者几个组织的成员,如果他不是,很可能就属于这个村庄里被斗的对象,或者是地主或者是富农。基层网络组织的建构是土改中中共基层政治运作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把村庄和村庄以上的党政一套科层体系连接起来的东西——工作队。工作队为什么很重要?共产党以前,不管是传统的帝制时代还是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村庄内部的基层精英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传统的皇权不下县,还是民国时期在县里设一个区的层级,都不能直接在村庄里进行信息指令、传递、资源的交换,必须要依靠精英。传统时代的精英很好,是士绅,民国时候精英慢慢流失跑到城里,村里变成“土豪劣绅”,好像是坏的。但不管好与坏,这些人很重要,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国家就没有办法控制村庄。但有了工作队以后,变成上层机关派出的一个临时性机构,可以有效地在村庄里贯彻国家意志。所以在土改以及土改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国家的力量在村庄里真正在场,而不是抽象在场。当时我做土改研究时,在河北省与山东省档案馆搜集了500多份基层土改方案,让我惊讶的是,在我所看到的材料里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村庄是在完全没有工作队或者工作队员在场的情况下完成土改的。所以工作队特别普遍。传统时代上面是国家,中间是村庄精英,下面是村庄普通民众,是线性的治理结构。有了工作队和基层组织网络后,结构变成一个相对立体的结构,有了工作队,国家可以直接在村庄里和乡村精英互动、和乡村民众互动。如果精英不能够很好地执行上层意志,工作队可以直接把原来组织免掉,重新动员群众建立一个新组织取代它,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另外是群众中关于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说白了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也就是“斗”,为什么要斗?他们是我的敌人,敌人就要斗。大家知道,毛泽东写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官方版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就是这个,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把这个问题抓住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就清楚了一半。

我现在在政治系工作,除了历史以外,会看政治学方面有名的文章和著作,注意到最近几年国内政治学界流行一个人——卡尔·施密特。施密特特别有名的一个观点是政治领域跟经济领域、审美领域一样,有它最根本性的标志,审美领域区分美和丑,道德领域是对和错,政治领域有一个最根本和最决定性的区分即朋友和敌人。如果我们把朋友和敌人弄清楚了,政治问题就弄清楚了。他的观点在192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做讲演提出的,后来这个讲演就形成政治学里的基本文献,名称叫《政治的概念》。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是在1925年底写出来的,施密特讲演在1926年3月做的,时间相差很短。我的推测是毛泽东不知道施密特,施密特不知道毛泽东。后来三、四十年代施密特写其他文章时知道毛泽东,在著作里提到了毛泽东,但我想他在讲演时还不知道毛泽东。一个是中国的革命家,一个是德国的政治学家,居然不约而同的把政治界定为“朋友和敌人”的区分,很有趣。因为阶级区分在土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从我看到的一手材料里看出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含义:一个是阶级的隔离,对贫农、中农这样一个被划成“我”阵营的人,与地主、富农进行隔离,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这个界线非常清楚,中间没有回还的余地,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站在中间是不允许的,必须要选择一个立场。这是阶级的隔离。另外一个是阶级的融合,我们知道在乡村社会里,人们对生产关系的占有状况非常复杂,朋友和敌人区分好了,分成地主、富农、贫农、中农区分得很细,后来发现不行,因为中间有变动,二是中间区隔不是很稳定,后来就有有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还有贫下中农,他们在一块变成我们当中最核心的部分。至少在土改期间,阶级划分一方面是要把我们和敌人区隔开,划清界线;另外一方面是把我们和内部融合,打消这个界线。除了我们说的阶级关系之外,还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等很多关系,这些关系都融合在阶级关系中。不管是这个关系和那个关系之间有没有矛盾,这些东西是次要的,只要是你是中农、贫农、雇农就是一家人,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富人是一家。当时土改档案说地主富农是小蒋介石,蒋介石大地主,要想从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就得帮助共产党在战场上打败蒋介石、打败国民党,这样穷人就能翻身当家得解放。所以在群众运动中,这个关系体现得非常清楚。

不同行为者行动的逻辑

接下来我讲讲在土改过程中不同的行为者行动的逻辑是什么。我把在土改过程区分出三种行为体:一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国家,或者用今天比较流行的话是政党国家,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二是村庄里的基层精英,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村干部。三是普通的乡村民众,普通的村民。这三者行为逻辑不一样。

对于党来说,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在群众运动过程中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技术和策略,能够把农民动员起来,同时又把动员起来的民众很好地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在可控的范围内。刚才黄老师已经提到,土改之所以能够开展和进行,有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共对这个地方获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实际控制,否则土改没有办法进行,比如内战时期,如果这是国民党的地方,中共到那儿去,无从谈起。所以首先是一个控制。控制住以外,特别是对于内战时期来说,这个地方一会儿可能是你中共控制,一会儿可能是国民党控制,属于双方拉锯争夺的地方,这时候农民参加土改有风险,另外跟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相违背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把农民发动起来,抛开这种顾虑参加土改斗地主?传统时代地主和农民虽然未必像今天所讲的那么融洽,但不是非斗不可的状态,怎么样让农民去斗地主,里面有很多手段和方法,比如物质刺激,比如我看到很多材料里说斗地主非常有效的方法是谁斗谁分,谁斗地主就把地主的金银珠宝拿到,谁斗得最积极谁获得最多。其次还有宣传和组织的工作,中共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因素。再次,中共动员农民起来斗地主时,情绪调动方面做得很好。美国的裴宜理在12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想去动员群众,为什么后来共产党成功而国民党没有成功?里面有很多因素,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国民党在动员农民时诉诸的是道德伦理东西,把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拿过来,这套东西动员民众理论上很好,但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文化很低甚至是文盲,拿这个东西进行动员,效果大大折扣。中共依靠的是情感动员,所以中共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情感工作。我前几年发表过一篇诉苦的文章,注意到在发动农民起来对地主进行控诉和斗争的时候,让农民上台去讲,过去的很多苦都是这个地主害的,群情激愤大家都开始打地主、斗地主,甚至当场把地主给打死。当时我看到一个材料特别有意思,怎么样把农民愤怒的情感、仇恨的情感调动起来?里面重要的工作是选什么样的人去做?所以选苦主,第一选女性,第二选老人。为什么选女性,女性容易情绪激动,一诉就哭,她一哭大家就跟着哭,大家的情绪就调动起来了;为什么选老人?老人经历的事情多、苦难多,容易情绪化。斗争的对象也得选择,村里可能有三个地主,一个地主是茅坑地的臭石头,怎么斗我不理你,这种人不理你,没意思。一种是还没斗就趴下了,什么都交代,就说有罪,这种人也没意思。最好是刚开始很强硬,斗后、控诉之后就软了下来,非常符合群众的要求。所以苦主和斗地主的选择很有意思。另外是典型示范,中共特别擅长这种方法,任何一场运动、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找出英雄模范。这是从国家角度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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