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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郭松民:必须重视《软埋》现象

浏览次数:96 时间:2020-03-25

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直面土改的历史

——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软埋》首发式上的一些观点之一

2016年8月12日,深圳新闻网以《直面历史》为题,转深圳特区报的报道,原标题:长篇新作《软埋》直面历史——

深圳特区报讯 昨天,着名作家、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最新长篇小说《软埋》在北京举行首发式。方方专程从武汉乘坐高铁抵京,与着名作家、评论家格非、施战军、白烨就新书内容展开对谈,……

《软埋》“直面”的历史,是土改的历史。

土改已经过去65年了,现在70岁的人,土改时还是不懂世事的孩子。“《软埋》直面历史”是其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任意编造谎言,诽谤土改。因此,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直面土改的历史,要了解为什么进行土改,要知道土改的历史意义。

请看看学者郭松民先生对土改的论述——

中国自秦汉以来,地主阶级无节制的土地兼并,已经成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基本原因。到了近代,地主阶级更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回望历史,地主阶级当然不是像方方美化的那样,是一种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所在,而是另有其面目。

1949年以前,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控制在不到农户人口7%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农户人口57%以上的是贫雇农,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贫雇农的40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是土改发生的基本前提。

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地主阶级索取了农民的大部分剩余。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把这些剩余拿到城市里投资工商业,而是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或用于奢侈生活的消费。地主阶级的存在,不仅使中国的工业化长期无法完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挨打”的基本原因,而且由于他们对农民的过度榨取,引发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退化——这是近代中国饥荒不断,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总人口基本没有增长的基本原因。

潘光旦教授曾经在苏南考察过土改。他发现:“地主阶级有权、有势又有钱。他们的钱是决不再投进生产中去的。他们的钱只有三条出路:购买土地、埋在地窖里与享受奢侈的生活。三条出路其实是一条出路,因为购买土地与埋藏钱财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影响下,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有钱的地主不从事生产,不愿从事生产,也可以不从事生产。地主的钱是用来修筑花园了,大吃大喝了,购买土地了,埋在地下了。而从事生产的劳动农民却没有钱,因为劳动农民辛勤所得的钱,通过‘租米重’与‘利钱高’两条路子,已经变成了地主的钱。农民既然没有了钱,便不能买耕牛,不能买水车,甚至不能买一两把铁锄。”

土地改革使这一切得到根本改观。“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土地改革产生了三个结果:首先,国家终于有了资金启动近代以来被一再延宕的工业化;其次,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使得民族工业第一次有了辽阔的国内市场;第三,农业剩余终于可以拿出一部分来反哺农业,在集体的组织形式下进行了二十多年高强度的农田水利建设,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并降低了旱涝灾害损失,到1980年前后初步解决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粮食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亿5千万左右飙升至8亿!

土地改革功德无量,为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

地主阶级应该被消灭(指政治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消灭,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消灭),一定被消灭。不消灭地主阶级,中华民族将毫无出路!消灭地主阶级,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大的道德!

郭先生的论述,是站在中华民族兴衰的立场上,直面土改历史。与《软埋》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直面”土改历史,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

人的立场不同,直面土改历史的结论不同。

方方直面土改的历史大叫:

“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疼”!

土地改革功德无量,为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

不同的结论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直面土改的历史:你是站在方方一边,诽谤、否定土改的历史,还是站在郭先生一边高呼:土地改革功德无量,为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

201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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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埋》是一部彻底颠覆土改历史的长篇小说。该书以主人公丁子桃在土改中经历的遭遇为线索,用梦游十八层地狱为段落细诉出来。整个故事告诉人们她同白毛女相反,旧社会她是人,新社会她是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土地改革,就是这样不人道,就是这样残忍地把他们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为什么取名《软埋》?“软埋”是湖北的一种方言,指“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方方在该书后记中写道:“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至骨。”她要把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及其细节写出来,不想被时间“软埋”。《软埋》的发表及获得追捧,迎合了那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极度不满的人的宣泄需求,也成为摧毁新中国正当性的一发重磅炮弹。

土地改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有人对于土改和新中国持否定态度并不奇怪。从1949年以后,这类作品就没少出现过,从内容上说并无新鲜之处。比如50年代初就有张爱玲接受美国中情局香港办事处津贴而写的《秧歌》,80年代以来这类作品也出现过很多,影响比较大的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等。

《软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两年之后。总书记在讲话中重申了文艺的人民性,强调要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作为中国文学第一刊的《人民文学》隆重推出带有明显反人民特征的长篇小说《软埋》,不仅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构成了对总书记讲话的直接挑衅。

《软埋》完全违反艺术逻辑和历史逻辑,事实上是拙劣的政治宣传品

作者方方要表达什么是清楚的,但小说的结构过于刻意,完全靠偶然和巧合来支撑情节的发展,就像一位拙劣的三流小说家在用尽吃奶的力气让自己破绽百出的故事自圆其说,根本读不出个体宿命感与时代悲剧性。

《软埋》被写得如此难看,根本原因还在于主题先行。作者预设了反土改立场,然后根据这一立场去设计人物,而不是从生活和历史中去发现人物,所以人物必然苍白、故事必然矫情、情节必然不合逻辑。

以最主要的悲剧人物陆子樵为例。他并非没有见过世面的土财主,而是经历过大风大浪,辛亥革命时立过功,抗日时接济过游击队,剿匪时为解放军帮过忙,政府号召捐献粮食时捐的最多。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和政府有良好关系,而且因为他是“大善人”,所以全村人都签字画押要保他,“工作同志一看到有全村人签名的具保书,就同意不斗争陆家了”,执意要斗争陆家的只有一个有旧恨的长工。可为什么就这一个长工就能推翻土改工作队的决定,并吓得陆子樵全家自杀,自我灭门(甚至连陆家的奴仆——他们在土改中注定会翻身解放——也一起自杀)呢?小说并没有给出任何可信的解释。

方方在《软埋》中浓墨重彩渲染的陆子樵全家灭门悲剧,揆诸方方自己的家族土改史,都不能得到印证。方方曾对财新网记者感叹“我大姨太惨”,怎么个惨法呢?“1949年南京解放,曾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长的大姨夫听说自己是镇压对象,连夜逃去台湾,留下大姨一人。‘土改’时,大姨失去土地和财产,带着五个老人六个孩子,住在乡下祠堂。因为成分不好,大姨的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

这也就是说,作为有血债的镇压对象,其大姨家人在土改中也只是“失去土地和财产”,“五个老人六个孩子”都安然无恙,仅仅“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而已。这样的“受尽磨难”的确很惨,但这离方方极力渲染的土改灭门惨剧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可见只要一旦涉及到土改史实,哪怕是方方自己泣血控诉的最悲惨家族史,就立马见出《软埋》是何等虚假,不是对历史的提炼,而是向壁虚构。

不能说土改过程中个别地方和个别时期没有过火行为。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从来不是我们党领导的土改所追求的目标。土改的目标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在斗争中获得政治主体性,积极投入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来。周立波的着名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对这一过程都有精彩描述。

为了使土改有法可依,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改的过程中先后颁布了“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方方把土改描绘成毫无理性的乱打乱杀,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污蔑。

《软埋》表现的历史是大军南下后的新区土改。这个时期,共产党领导土改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除了有血债的恶霸地主之外,对大多数地主不仅不会肉体上消灭,而且还会分给他们一块土地,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土改中的死刑,要经过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批准,只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地主阶级蠢蠢欲动,和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勾结在一起,搞暗杀、搞暴乱,全国共杀害了四万多土改干部和积极分子,迫使中央不得不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和土改交叉进行,但死刑还是要接受地委派人复核。土改工作队从来没有杀人权,如《软埋》中说的那样由村子里的一个长工来决定地主的生死,纯粹是想当然。

《软埋》完全否定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中国自秦汉以来,地主阶级无节制的土地兼并,已经成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基本原因。到了近代,地主阶级更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回望历史,地主阶级当然不是像方方美化的那样,是一种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所在,而是另有其面目。

1949年以前,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控制在不到农户人口7%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农户人口57%以上的是贫雇农,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贫雇农的40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是土改发生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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